每个人都是不可遗忘的历史-读郑念的《上海生与死》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慢慢读完了郑念女士的自传体小说《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原著是英文的,所以中文有多个翻译版本和名字,如《上海生死劫》(程乃珊翻译本)。一度曾经因为心痛和伤感而读不下去,但作者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勇气,坚强和执着鼓励着我去读完这悲伤的家庭故事。

我深深敬佩郑女士,有无比的勇气和责任感去讲述那个疯狂年代个人的历史,在那个政治无孔不入,试图把控制力延伸到每个人的毛孔里的疯狂年代,想要保持自我是多么艰难。那样的经历过后,有多少人只想通过麻痹自己的精神思想,通过遗忘来继续生活,而那些直面痛楚,把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诉诸文字,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因为我相信每一次的回忆都是撕裂般的疼,就像已经结痂的伤口再次被撕开,又需要多少时间来平复和愈合。

我出生的时候,文革已经在最后的两年,我的生活幸运的是没有受到多少政治的影响,但是从小还是或多或少感到大人对政治的敏感和警觉,我常常想知道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电视电影中的片段,网上的只言片语,左右派无休止的争论,对毛时代的向往亦或痛斥,一切似是而非,不甚清楚。 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何才能真正了解那个岁月对人的影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是千古未有的劫难?我想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可是愿意去直面,愿意去回忆,愿意去陈述的人太少,因此郑女士的回忆录才备显珍贵。

回忆写得平实朴素,娓娓道来,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是一个感情丰富却内敛的人,就算是在情感最悲伤,最愤怒,最无助的时候,她依旧不会是激烈的,她一直是理智和平和的,在物质,肉体和精神的最绝境处,仍高贵地坚守自己的尊严,不曾放下自己作为人的自爱和自尊,多么可敬可佩的一个人!尽管从一开始叙述,郑女士已经是年过50,但我不愿意称其为老人,因为她坚强的意志,美丽的心灵,始终优雅温婉的态度,是自始自终的,不因为自己的境遇或者年纪而改变,她在我的想象里一直是年轻的,是那种心灵和精神气质的年轻,就算看到她年老的照片,这种印象依旧不曾改变。

她的叙述没有充满怨艾的自伤,没有要刻意引起别人怜悯的哀号,更没有充满戾气的仇恨,那朴素笔触下略带悲情的细细倾诉,让我们静静跟随她的文字走进那段岁月。

相比起那些在大学或者机关工作的知识分子,郑女士在1949-1966年之间应该是幸运的,作为外资企业的代理人,以及她恬淡的个性,她和她的家庭甚少接触政治,而她的很多知识分子朋友已经陆陆续续地在从1952年就开始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在那些疯狂的政治年代里,每一个普通人都成为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包括那些施害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害者。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出狱之后,无论是面对疯狂激进的革命者,还是被扭曲了人性尊严的人,郑女士都给予他们最大的理解和宽容,狱警,审判官,居民委员会的人,大德,朱家的人,她的学生,她的佣人,她的朋友,她的笔触没有不可化解的仇恨,没有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没有自以为是的说教,通过她的讲述,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被政治所绑架,都只是政治运动中的各种棋子和道具!

从她的叙述中,我也越发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今天会有如此多不堪的事情,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沦丧到道德标准紊乱,价值取向混杂,正义缺席,谎言肆虐的境地,因为那个以政治,以革命,以所谓的阶级斗争为名义的年代,一次次摧毁了人类正常的价值观,一次次割裂了亲情友情爱情,一次次把人性最恶的部分张扬并且不曾有过忏悔和道歉。曾经为恶的不觉得自己恶,曾经背弃的为自己寻找种种理由,曾经被凌辱的不敢声张自己的正义,大部分的被害者和施害者都好像患了历史失忆症似地苟且地继续存活着。被害者没有勇气再去撕开伤口,施害者害怕被翻看以往,或者更无耻地将自己也装作了被冤屈的人。

难道一切真的可以仅仅归结为是执政党政治的错误吗?难道一切都可以仅仅用“四人帮”和文革的错误来做挡箭牌吗? 一个不能正视自己错误,不能还原历史真相的民族,没有忏悔,没有惩罚,用“法不责众”来保护个人的犯罪,这样的民族,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和正义该走向何处?

想起《朗读者》(Reader)里受审的女看守员,虽然她只是执行纳粹的命令,但是最后她仍旧需要承担造成他人死亡的罪责和惩罚,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以各种名义对他人进行凌辱的人,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不应该公开地忏悔和道歉吗?

近来看到一位文革“小将”在《炎黄春秋》上登文公开忏悔和道歉,真心希望这样的行为会成为一种集体的行为,无论何时,这样的忏悔和道歉都不晚!当良心开始苏醒时,我想我们的社会才会复苏,我们的道德才可以重建。

再回到书上,打开扉页上是“to Meiping”, 多么痛的献词。郑女士登船离开时书写到:“我心里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儿。照自然的规律,是年老的应该先死,年轻的人应该活着,应该是她,而不是我到别的地方去,建设一个新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祖国,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这位睿智而高贵的女子用这样一种对民族对自己负责的最好方式让自己挚爱的女儿开始新的生活。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 回想当年(1949-1950)有多少知识分子,企业家,怀揣着对祖国的深情,对新生活的期盼,像郑念和她先生一样回到大陆,因为这是根之所在,但是30年间,又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流逝在政治的洪流中,又有多少高尚的灵魂被摧残,那些惨痛不堪回首的过往,让多少人在历经劫难后又痛苦地选择离开故土,终老他乡!我深深理解郑女士那样哀痛而深沉的心情,惟愿我们现在的这片土地会是值得我们不忍离开的家园!

向每一个勇敢写下自己历史的人致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历史中不可遗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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